月下竹影    复制

2007年3月13日，周二，晚上，我第一次真正走上大学的讲台，给曲阜师大的256名学子，讲授“孔子智慧与文化中国”的选修课。多少年来，我梦想着作一名大学的老师，讲学、科研，那将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生。今天终于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其实，去年7月份硕士毕业，经过老师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一个虽不十分理想，但还令人羡慕的结果，我留校任教，但只有等我老婆博士毕业来报到之后，才正式和我签约，正式上班，工资补发。为此，老婆很是郁闷，但为了照顾我，为了帮我实现我的事业，她自己放弃了很多，我心里十分感激，也觉得有些对不住她，但谁让我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年后，她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业，来到了我的身边，夫妻得以过正常的二人生活，真正拥有了家的感觉。

说到上课，我是不打怵的。毕竟在高中教过三年书，而且对于讲课，十分感兴趣。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但给大学生上课，我还是有些紧张，尤其是第一堂课。大学生课堂和高中不一样，尤其是选修课。我不想用点名的方式留住学生，我决心用我的讲课风格魅力来留住学生。虽然选课的人成分复杂，目的也不一样，有的是喜欢，但很多是为了混学分。但毕竟选修的差几个人就满了教务处规定的人数，我还是为此自豪的。不是我吸引了大家，而是孔子和中国文化吸引着大家。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我的讲课来把真正的孔子与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魅力展现出来。我能做到吗？我问自己。应该可以。因为，在恩师的教导和自己的内心的深处，我对孔子与中国文化不仅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有着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当我用生命来完成这个关乎人文、身心的课程的时候，我的学生会得到益处，我也会有一个长足的长进。

春天到了，柳树绿了。生命的春天也将降临，内心也将得到滋润。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躺在被窝里，看着熟睡的老婆，忽然意识到自己结婚已经将近半年了。而与老婆真正得以团圆却不过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人生在婚前婚后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一点也许只有结婚之后才能领悟到吧。每天的生活，其实非常的单调，并没有电影中所描写的那样的浪漫与激情。可能，这才是真正真实的生活吧。我们没有对生活的虚无缥缈的幻想，只是希望每一天都有好的心情，每一天都能吃饱穿暖，每一天都能在早上得到一个甜蜜的吻。这些我们是容易做到的，也是容易满足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易于满足的人。对于妻子，对于生活，都没有太高的期许。老婆非得如何如何漂亮，生活非得如何如何富足，对我并不具有诱惑力。也许我对于学术，还有自己的幻想，但是对于生活，我是相信，平淡才是真这一道理的。

     很多人对于我们留在曲阜的决定，感到不可理解，觉得可惜，觉得有些冒傻气。但是，我们总是一笑了之，何必去辩解呢？每个人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并不相同，甚至相差千里。前天看电视，说在对国人幸福度的调查中，西藏、辽宁、山东三个地区的人对自己的生活幸福度的认同比较高。我是个山东人，也许我们就是那比较幸福的一分子吧。前些天，康晓光先生委托人对鄙人进行对生活态度的调查采访。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生活幸福不幸福的。我说我对目前的生活和家庭，都感到十分幸福。这个答案令调查员非常吃惊。她说你是我调查这么多人中很少感觉幸福的一位。幸福，并不决定于物质的丰富与否，而是一种生活价值观。

     做一个幸福的人吧。这是我对生活的期许。

    昨天下午，因为工作问题耽误了两个月的转正工作，终于进行了。反思这几年来的所思所行，总觉得问心无愧。堂堂正正地做好一个人应该做的，扎扎实实做好一个工作人员应该做的，而且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几位学生党员的发言，对我的极大的肯定，发自肺腑的，那么地真诚，十分令人感动。做一个好人好啊！

    有人说，我爱操心。也许是好为人师。总爱和年轻人聊天，在学术上学习上生活上予以尽量的帮助。我的心得到安定，别人也会受益。有时候也会为别人的不理解、不争气而气愤、而声称放弃，结果秉性难移，依然故我。我还是做我的好人吧。

    党员在今天也许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光荣自豪的称号。但是如果真能按照党员的要求去做，又未尝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可能做的不是最好的，我也不希望我那样无聊地做一个政治的动物，但做一个好人还是幸福的。

按：此篇旧作，写于2000年毕业前夕，发表于历史系《岁月》该年第四期（？）。后友人复印，方得珍藏。又临近毕业，心境与六年前有仿佛者，亦有大异处。重新录入，一为存稿本，防失传也；二为敝帚自珍，孤芳自赏。林于2006年5月22日灯下。

某日，成柱兄建议，任老师慨允，炳军相托，写一些文字，回忆四载得失，以为师弟们之借镜。林虽每日皆记日、札记，然素不喜连句成篇，更不喜投稿示人。此次蒙师友错爱，又悬前述之鹄的，自应勉力为之。

林迩来总结四载大学生活云：一介书生，两袖清风，三百典册，四方师友。一介书生者，自入学以来，林自觉不能争名于朝，逐利于市，于学问一途情有独钟。读书既多，更觉书生本色之可贵，故每以书生自况，然自古以来，书生多遭苛责。吾喜一俗语：“百无一用是书生。”道家有云：无用之用，是为至用。吾人不可赋书生太多之责任，书生亦不必以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自期。书生若将书读好、读透，于人生、社会、宇宙有所解悟，秉己之良知，保己之个性，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方能于无为处有所为，否则，既害己又误国，愚矣。两袖清风者，林幼时颇胖，及长，渐瘦骨嶙峋，如瘦竹然，遂以瘦竹题书斋名，寓意竹之高风亮节，虚怀若谷，而一“瘦”字更显特色，林素喜蔬食淡饭，不喜荤腥，以致身如瘦竹。入校以来，亲友皆劝保养身体，莫吝衣食，然秉性难改，所钟情者唯书尔，以书为食，而阮囊更致拮据，又加家事纷杂，遂两袖空舒，以贯清风。三百典册者，林幼居穷乡，难觅书籍。入校后，睹中华典藏之浩瀚，不禁心醉。节衣缩食，以购典册高文。经史文集，时贤大作，皆入轩中。曲阜本亦小城，每有书展至，辄喜不自胜收，如饿夫见食。流连书海，废寝忘食。倾囊相付，抢书以归。如此四载，得书三百，价值三千，盖林最大之收获也。每日坐拥书城，灯下展卷，神思笔录，独品香茗，焉不快哉？四载以来，林抄录古书七部，圈点古籍十二部，作《瘦竹轩札记》二十余万字，或言其无用，林笑而不语。忆有友语林一故事，某大学一生毕业时，有人问其四年所获，答惟录一《太平御览》，林真服此君也。惜无力为此。憾哉！四方师友者，读书既广，所知学界时贤亦多。林时发遐想，欲结交四方师友，以助学业。不揣愚钝，尝与刘启良、朱维铮、钱文忠、葛兆光诸师书信，或有回复，或无音讯。虽皆未谋面而亲受教诲，然其道德、文章实影响林人格、学业甚深。而钱理群、周继旨、方克立诸公皆林亲见并聆听教诲者，亦皆有所获。至校内诸师时有耳提面命之教。杨荫楼师，尤为林所敬。每向师请益，皆如坐春风。而诸友则于嬉笑怒骂、辩论聊侃间惠林良多。常与林切磋者盖四五人。林口讷不善言，故常为听客，遂受益多而助人少，甚愧！古今文章，亦师友也，读之如临其境，如对其人，与之神交，其品格气质颇益吾人。林向以为做学问者首重品操。无德者，不配“学问”二字。有才无德乃小人，小人既多.，于社会必有害而无利。学人戒之！

滚滚红尘中，静坐书斋，爬疏故纸者几希！太史公所云极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间只以“利”字，最具法力，任人难逃。吾非冬烘，亦非腐儒。有此一“利”字方有社会之发展。而学术则为清贫之所，寂寞之处，史学尤为如是。无甘守清贫寂寞之志，则莫为学问，否则害人害己。学术之发展，重在精不在众。林所望于诸师弟者，择经世致用之学尤善，此于社会民族皆利也。若有觉能为学术者，亦可昂首而行，何羞之有？经世致用，林所向往，无力为之。于学术或能言于诸君之好此者：陈寅恪先生有“了解之同情”之说，钱理群先生有“沈潜十载”之论，冯芝生先生有“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联语，各有所指，然皆妙语，于为学为人，大有裨益，夜不能寐，辗转思之，必有心得。如此，林亦知足而悦矣。

昨天晚上看白岩松主持的《中国周刊》，本周人物是我素所景仰的季羡林先生。大概是昨天还是前天，是季老95岁华诞。北大东方语言学院为季老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可是，久病的季老只能呆在医院，通过录象向参加活动的朋友弟子们讲几句话。看了之后，我思绪飞扬。 季老是临清人，离我的家很近，和季老攀个半老乡应当不算过分。其实，不管是否是乡贤，以其成就和人格，足以为我们后生景仰。季老的成就可能只有圈内人才能真正懂得。可是，我真正敬佩老先生不仅仅是他懂得那么多我们无法认识的死文字，而更因为他在晚年提出重视传统文化，提出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无数亿万人被西方文化熏染的成了香蕉人的景况下，是季老振臂一呼，二十一世界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虽然我也并不把这当真。但毕竟给中国人以自信。近代以来，在经历了太多侮辱和灾难之后，国人变自大为自卑，越来越缺乏自信。这是一个民族最为危险的景遇。 今天，国学复兴的热潮被炒的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不管期间夹杂着多少商业利益的因素，我们还是由衷的高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毕竟有所改观了。阿弥陀佛！不管季老算不算得国学大师，但他对国学的认识要比太多人深刻。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着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朴素、睿智的山东人。 在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等国学大师远去之后，在张岱老、钱钟书先生等都业已作古之后，在一个不再产生大师的时代，象季老这样硕果仅存的国宝级学界泰斗，应该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祈祷，季老和所有学界前辈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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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了好几次的毕业，其中的滋味已然不算新鲜，但面临再一次与同学的分离，心中依然酸楚。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分别？也许我的心过于敏感，总是多愁善感，抑郁寡欢。其实，换一种思维，一次分别就意味着一次新的相遇，一次毕业就昭示着一次里程的开始。

怀念

在校园里的时候，怀念家；

在家的时候，怀念校园。

我们总是怀念失去的东西。

 

据说，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让人们应接不暇。有了问题，自然就要寻求解决之道。现实中问题的出现，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当下的检讨，对往昔的反思。有着“反省传统”的国人因之特别重视历史，所谓“殷鉴不远”的古训，就明白地表达了这一情结。

对于传统文化的热衷者来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是十分值得兴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方兴未艾。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的几个口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时俱进，以德治国，和平崛起等等，似乎在昭示着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屈辱之后，重新寻回了自信。与此呼应的是，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者公开亮相，读经运动红红火火，国学院国学班纷纷出现，2005年祭孔大典全球联袂举行，这一切都是过去未曾逆料的。虽然这仅仅是一种思潮的流行，未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毕竟多了一种思路，一种参考。

在这林林总总的社会现实中，教育体制的改革，公务员考试选拔制度，国学的复兴都是近年来时常萦绕耳际的话题。所有这一切都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

科举，这个曾经被骂得一无是处的制度，与封建、落后、专制等联系在一起，与八股取士等同而论，曾经是百余年来国人的共识。可是，那种共识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国人自信心也得以恢复，对待民族历史，对待传统文化，已少了些偏颇与成见，多了些温情与敬意。因此，科举便重新被提起，被讨论。

一千四百年前，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设进士科，科举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百年前，也就是公元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发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期间整整一千三百年，占据了整个帝制时代一多半的时间。其影响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远。

千年古制，一朝废除，其影响也是深远的，有位汉学家就曾将科举的废除作为中国两个时代的分水岭。2005年，科举废除已整整一个世纪。世纪风雨，世事沧桑，改天换日，旧貌新颜，新中国建立已半个多世纪。站在新世纪的门口，人们“瞻前顾后”，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科举制的利弊和废除科举的得失展开讨论。

人们以往对科举的估价是否失之偏颇？科举在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角色？科举和近代中国的落后是否有必然的联系？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政治、文化、教育等落后归罪于科举制？科举的废除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先贤们的预期目标？科举制和儒学的制度化的联系，科举的废除与儒学的边缘化的联系是怎样的？经学的式微和科举的废除是否必然相关？国学的复兴与今天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今天的教育体制和公务员选拔制度和科举制有无关联？今天的文化、教育、政治的诸多弊端与科举制的废除有无一定联系？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能否从科举制中汲取有价值的因素？等等，问不完的问题，理不清的头绪。

2005年11月，《河南教育》刊出杨朝明教授的文章《孔子文化与当代中国》。该刊的编者在按语中指出：“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运行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通过科举制度成了核心文化，以至儒家典籍经学化，成了圣典。至今人们对儒家文化仍有许多争议。为此，在废除科举百年之祭时，我们听听孔子研究专家杨朝明教授对在儒家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孔子文化的解析，可能对我们思考当下文化会有一些启示。”虽然，儒家典籍的经学化不自科举而始，然而二者之间的关联也是不言自明的。该刊所言无疑是当下国人思考科举废除之利弊得失的一种代表而已。

2005年初，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发表《为科举平反》，引起广泛讨论。9月2日，在废除科举整整一百年的日子，厦门大学召开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了“善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呼声。这样的呼声是在对比国外的做法之后得出的。在这里不妨把话题扯远一些。今年因为韩国申请“端午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而引起国人的颇多感慨甚至愤怒。不少人就指出，这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有把自己的文化遗产当回事，我们没有“善待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怪不得别人。

翻检一下报刊杂志，搜索一下网络文章，关于反思科举制与废除科举制的文章，数不胜数。

萧功秦指出：“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由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

周宁在其文章中指出：“废止科举仅仅是废止一种考试制度或选举制度，还是由此废止了一种文明类型？而一纸诏令可以废除一种千年政教制度，是否也可以废除该政教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塑造了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教一体化，其中文化与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终也是一种文化秩序。”“科举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体，它包含着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的意义：思想层面上的儒家经学化，使得它从一种普通的学说变成了圣典；制度层面上，儒家知识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最直接有力地保证了儒家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科举使儒家彻底制度化、制度保证真理的权力化、思想保证制度的真理化。”“废除科举，使传统国家失去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也使儒家意识形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会中文人边缘化，也使文人的知识与价值儒学边缘化。”“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可以一诏废止，但作为一种心理，却难以一朝一夕废除。一个世纪过去了，废除科举留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纠葛是政治与学术的问题。五四运动的双重主题：启蒙与救亡运动，凸显并激化了后科举时代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矛盾。”

陈有西说：“晚清科举灭亡，是因为考试的内容远远脱离现实，无法经世致用。……因此，与其说是科举制度出了问题，不如说是科举的选择标准和考试内容出了问题。”他说，科举制的优越性还是很多的，总之，“科举制，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选人、用人上的民主与法制。其最大的优越性，是以才取人，而不是以关系和某人好恶取人。它本质上是平等竞争的，而不是层层恩赐的。官场风气要正，关系网要打破，官员能够眼睛向下，真正苦修获取真才实学，只有这种方式才有可能。官由上授，只会培养出一大批蝇营狗苟精于钻营不干实事的跑官要官者。”

陈明说：“把科举与国学的关系转换成特定选官制度与儒学的关系，虽然略有出入，谈起来却可以具体深入许多。简单的说，科举是国家政府的选官制度，而这个权力机构是以皇帝及其利益集团为轴心；儒学是文化道术，它反映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通过考试儒学出仕朝廷为官，实际跟‘察举’一样，是封建时代‘霸王道杂之’或曰‘外儒内法’的政治格局下的制度安排或选择。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儒学来说，就像对于王权一样，具有某种双刃剑的性质。从这样一个视角观照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科举制与国学的关系乃是立体复杂辩证的。”

朱杰人教授在刚刚举办的清华大学“首届经学大会”上，做了题为“经学与中国的学术思维方式”的讲演，他认为：“从本质上说，经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灵魂，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思想与学术表现形式。”而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近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居于中心位置的经学消亡了。”这就涉及到科举的废除与经学的消亡问题。对于经学，朱先生提出复兴的主张，“第一、应该尽快恢复经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第二、应该尽快恢复在高等院校中的经学课。第三、建立专门的经学研究机构。第四、系统地整理与出版历代重要的经学研究著作。”朱先生的主张十分引人瞩目，发人深思。当然，我们不能得出科举也要复兴的结论。但检讨这段历史却无疑有着十分的必要性。

当然，除了一些人们意识到以往对科举的评价存在误区，主张反思科举废除百年来的曲折历程外，还有很多的学者和网友撰文对现实中的教育制度如高考制度和选官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少人指出，现在的高考制度越来越像科举制。也有些人仍然在强调“不要为科举制招魂”。

正像太多的其他学术问题一样，由于人们立场、思维方式、思考角度、知识水平、生活境域等的不同而言人人殊，难以有所谓“定论”。其实，在学术上，如果出现“盖棺论定”，容不得别的声音，势必会扼杀学术，扼杀思想。争论很难停止，也不必停止。尽管未必真理越辩越明，但文化的多元发展似乎是一个不容质疑的趋势。

正如有的先生指出的，盲目尊崇科举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盲目批判科举、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反思历史、检讨当下，是我们永远不会过时的任务。

尊德性   道问学

语出《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亦足为今之学者训。《中庸》为孔子裔孙子思所作，今已经出土文献证实。宋儒鹅湖之会，为学术史之佳话。朱子责象山“脱略文字，直趋本根”近于禅宗，主张“道问学”为重；陆子指晦庵“即物穷理”乃“增疣益赘”，力主“尊德性”为先。此所谓“朱陆异同”也。孔子博大精深，后学依性之所偏，各得夫子之一体，遂有后世如朱陆异同之纷争。实此自孔门设教已发萌。粗略言之，孔门四科为其端，曾子弘道，开思孟心性之学，千载之后，宋儒继之。子夏传经，至于荀子，两汉有经学之盛，清儒承之。不独古之为然，自今之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野，亦可窥得一斑。所堪注意者，此仅粗略言之，细究则纷繁复杂，难言之矣。今之学者，宜反归孔子，兼“尊德性”“道问学”而两之，则学始有气象。